2004年，骆观正正在网上为读研寻找信息，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页面中，他第一次看到导师王秀杰的名字。

　　“当时对王老师研究的方向比较感兴趣，所以与她联系了几次，觉得她人非常nice，对人很客气，很为学生考虑。”通过几次邮件往来，骆观正觉得王秀杰会是一个不错的“老板”。

　　王秀杰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。那一年，她顺利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，通过了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严格的筛选与面试，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科院院所的博导名单里。那一年，她27岁，众声喧哗之中，她被称为中国“最年轻博导”。

　　翻开她在中科院工作的履历，成绩斐然。短短几年，她的研究组已经发表SCI研究论文60余篇，其中多项工作受到国际科研杂志与媒体的推荐与好评，多篇论文的他引次数达百余次。 2007年，她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美国杜邦公司青年科学家奖。2012年，获得“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标兵”称号。

　　2013年五四前夕，王秀杰被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授予第十七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，昔日“最年轻博导”，收获“中国青年的最高荣誉”。

　　中国人更应该回来工作

　　1994年，刚满17岁的王秀杰被公司生物系录取。在那年的校庆上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给员工们留下了这样的忠告：“做学问要到最好的地方跟最好的人学习”。

　　当时的王秀杰不会知道这句话就是此后自己求学之路的写照。1998年，王秀杰获得了全系唯一的保送名额，赴港读研。2000年，她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硕士学位。

　　2004年，王秀杰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物信息学方向博士学位。建于1901年的这所大学，是全世界生物领域最顶级的研究中心之一，从这里走出过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。在王秀杰拿到的录取通知书中，校方写到：“祝贺你成为我们从中国大陆直接招收的第一名学生。”

　　作为从“最好的地方”毕业的高材生，王秀杰想在美国高校里谋职并不太难，更何况她的丈夫当时正在美国深造，她们的女儿也刚刚出生不久，全家留在美国似乎更顺利成章。

　　“留在美国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。在美国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，曼哈顿的一栋大楼从我去时开始建，到我毕业还没建好，而国内的发展却日新月异，”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，王秀杰回想当初回国的决定，“回国的不确定性在当时对我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回国是王秀杰一直就有的念头。当年申请洛克菲勒大学时，面试王秀杰的是著名植物分子生物学专家、中科院外籍院士蔡南海教授。“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蔡教授问我读完博士有什么打算，我说我还是很想回中国的。”

　　蔡南海教授也是她人生选择时的榜样。蔡教授是新加坡华人，虽从爷爷辈就扎根新加坡，但他一直心系中国的科研事业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相比于国外还很落后，蔡教授到中科院遗传所参加“植物分子生物学讲习班”，普及当时最先进的技术。这次讲习班合影的黑白照片，一直留在他的办公室。

　　“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很感动，很多有崇高理想、远大追求的人原来就在身边，”王秀杰说，“一个新加坡的华人都能为中国做这些事，我们中国人更应该回来工作。”

　　2004年，王秀杰举家回国。丈夫回国创业，而她，来到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。

　　科研是辛苦并快乐的过程

　　刚得到中科院的聘用通知不久，她就成了大家口中“最年轻的博导”，伴之而来的还有各方诸多质问与否定。

　　“引起质疑我很意外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但是这些质疑都很正常。” 谈起往事，王秀杰淡然地说到。

　　但在当时，这一切让她压力颇大，为此也流过眼泪。那时，她还在美国和朋友一起学驾照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她练车时心不在焉，出了一次小事故。但这次小事故反而让王秀杰想明白了，“这样总是心里过不去也没有办法，事情没有解决还是在那儿，那就接受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慢慢来证明吧。”

　　刚到所里，一切从零开始。购买设备、调试程序、申请课题……那段时间王秀杰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的工作上。同时，工作刚上手的王秀杰还带了三个自己的学生和一个客座学生。

　　从小到大都成绩优异的王秀杰很明白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的意义。在香港读研期间，她几乎每天早上9时去实验室工作至晚7时，晚8时开始学习英语直到凌晨2时。回国后，她把这股劲头又用在了刚刚起步的工作上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她的团队需要赶时间完成一个项目，那段时间里，她每天都在高强度地工作，仅有三、四个小时用以休息。由于之前答应了邀约，百忙之中她还去了一次韩国。“去韩国前我整晚没睡赶着写文章，早晨赶紧收拾一下就去赶飞机，在韩国跟教授谈完，马上又坐飞机回来，回到实验室再继续工作――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每天都到凌晨两三点吧。”

　　算下来，常态下她每天的睡眠时间也不到六个小时。就算在休息放松，她也随时准备着投入工作状态。“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，我能从放松状态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，并且能精力充沛地一直工作到很晚，都不会觉得累，比如昨晚我其实很困了，但是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情没做，就又开始工作，不到十分钟就发现自己很清醒了。”

　　忙碌的工作状态让王秀杰想起自己的博士导师。在她的印象里，自己的女导师永远敞开着办公室的门，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工作，会经常拉着行李箱嘱咐几句就匆匆离开，对每个学生的事情却记得细致又清楚。

　　“当时我觉得很诧异，她如何能完成这么高强度的工作？但现在，我明白了，”王秀杰说，“这就是‘在其位谋其政’，当你要对课题组的发展、学生的前途负责，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给的科研经费，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做了，而且会有无穷的潜力。其实我们科学院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这样的。”

　　从归国到现在，王秀杰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科研项目，她在真核生物非编码RNA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，多次得到国际科研媒体的关注和推荐。2007年，她成为生物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。

　　“科研最大的吸引力在辛苦探索、不断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里，走科研这条路，不管是学生还是研究团队带头人都非常辛苦，但发现的乐趣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魅力，是其他行业所不能相比的，”王秀杰说，“做科研就是辛苦并快乐着。”

　　我是“挑剔”的导师

　　“对学生我还是比较挑剔的。”王秀杰说，她选择学生首先看人品和个性，其次才是专业背景。“我希望实验室里的同学能够有开阔的胸怀，乐于助人，而不是总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。”

　　“其实王老师自己就是这样的人”，学生佟曼一语道破，“她有很多合作，每一位合作的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但相处下来，每一个人都称王老师好，合作发文章时她也总是把合作者的利益排在自己前面。”

　　王秀杰对学生的“挑剔”还表现在科研上的高标准严要求。“她会觉得你做一个课题就要对这个领域有贡献，要努力取得新发现，开辟新方向，不能别人搬一块砖你也照着搬一块砖，这样的重复没有太大的意义。”实验室里的博士生陈同说。

　　“我们的同学要对自己的创造力有更大的自信，在科研习惯上有一些改变，”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，王秀杰发现，她的确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鼓舞学生去打破条框，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，对中国科研真正有用的是原创性的研究。”

　　王秀杰很忙，但是她经常向学生讲一句话：“如果有什么不清楚，一定要追着我问明白。”而这，是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的经验。

　　读博期间第一次轮转实验室，王秀杰来到一个小实验室，只有一名导师和一名博士后。有一次，王秀杰表达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，两人并没给予积极的回应，只是说了“no comment”，礼貌委婉地表示了不赞成。但是初来乍到的王秀杰并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，没有体会出英语中“no comment”包含的否定意思，于是她就去试试，直到发现别人并不满意她的工作，她才恍然大悟。

　　“当一件事情不是很明确的时候，就要主动把事情理清楚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，不然会浪费很多时间，大家都费力不讨好。”

　　虽然对学生有着严格要求，但她也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与兴趣。老师是学生的榜样，她的工作态度和状态都被学生们默默看在眼里，在潜移默化中，学生们受到了感染。“有时候我们凌晨给老师发邮件，觉得写完邮件就可以结束工作了，结果发现她总是飞快地给我们回复，”骆观正说，“而且她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，让人很佩服。”

　　“尊重、平等、进取，这是我想给学生们营造的氛围。”王秀杰说。

　　作为一名女导师，王秀杰尤其细心，对学生的事都想得仔细周全。有一次，她的学生们要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，临行前，王秀杰拿出一张地图，又“上了一课”。“她先是给我们讲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，特别叮嘱我们哪里危险不要去，然后又指着地图特别仔细地告诉我们路线怎么走、如何换乘、怎么找住的地方。”陈同说。

　　平时，王秀杰会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实验室的活动。“没有特殊原因，王老师一般都会参加我们的活动。”说着，学生们突然想起了王秀杰还跟组里其他同学一起玩过真人CS，“那次玩得很high啊！”

　　做科研，女性要付出更多

　　“妈妈，你上新闻联播了！”，这是女儿在电视上看到王秀杰的第一反应，“妈妈，这张照片太严肃了，没有笑啊！”

　　现在，王秀杰的女儿已经九岁半了，读小学四年级。在小学之前，王秀杰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帮助照料孩子，那时，王秀杰很少有时间陪她，女儿最黏的是姥姥，她要出差，女儿不吵也不闹。

　　上了小学之后，孩子完全由她和丈夫两个人照顾。现在，女儿越来越黏她。平日，王秀杰每天六点起床，七点多把女儿送到学校，她再来所上班。女儿上的是全托管的学校，一日三餐不用她操心，这给王秀杰节省了不少时间。没有特殊安排，每晚七点多她都会去接女儿回家，“自己就在外面或者食堂吃”。

　　不过周末，这位妈妈还是会小露一手。“我做的烤鸡翅很好吃的！”王秀杰脸上闪过幸福的神色。这种时候，女儿一般会在一旁观摩，然后再用各色蔬菜把妈妈做的菜“再加工”。“你看这是煎蛋上摆出的‘愤怒的小鸟’，她能做出很多我想不到的东西。”说到这，王秀杰翻出手机里储存的照片，眼神里充满欣喜。

　　即使周末在家，王秀杰也很少能踏实地陪着女儿，她总是要在电脑前忙着工作，女儿则会很乖巧地一个人在客厅玩。“小的时候，她会把自己所有的玩具拿出来跟它们对话，给它们做衣服，现在，当这些给不了她新鲜感的时候，她就会自己创造出新的玩具。”

　　王秀杰办公室的墙上，贴着她女儿的绘画，这幅叫《果汁》的画色彩缤纷，充满想象力，她转头就能看见。而在办公室的书柜里，女儿亲手做的模型也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。

　　王秀杰很欣赏女儿的独立能力和创造力。她手机里的照片，记录了女儿一次次的奇思妙想和巧手之作。“我女儿的创造力比我好，跟她比我很惭愧。她很喜欢做手工，我很享受她能不时送我那些她自己做的小礼物。”

　　由于工作繁忙，王秀杰无法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女儿，但是一直以来她都坚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女儿睡前给她读书。“小的时候是童话书，现在则是《孙子兵法演义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，”王秀杰的选书标准是对女儿有益对自己也有启发，“她特别喜欢《乔布斯传》，读完一遍，还要我再读一遍。”每天等到女儿甜甜睡去，她才又回到电脑前继续工作。

　　王秀杰的丈夫在公司上班，平时工作繁忙。作为一个妻子、母亲，王秀杰要承担起自己对家庭的责任，对科研工作又不能有任何的懈怠。“我要兼顾我的家庭，如果我可以像我的男同事那样加班到十二点，我可以有更多的产出，但是我要在保证对工作有足够投入的情况下，还要保证我女儿的健康成长。”

　　为了工作和家庭，王秀杰几乎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娱乐时间。“我一年看过的电影不超过三部，电视几乎不看，以前我挺爱看看书、读读小说，现在除了专业文献，几乎没时间看其它书了，”王秀杰顿了一下，“说实话，女性想要在科研上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成绩，付出要更多。”

　　我希望能在同行竞争中最先做出成果

　　2013年5月4日，王秀杰作为全国优秀青年的代表，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座谈。座谈会上，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：希望国家能够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，从机制体制上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一定的保障。

　　王秀杰还记得1998年自己在公司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情景。当时，她的实验需要用氯化钙自制一种感受态细胞，一个学期下来，她都没做出几个。后来到了港科大，她却发现用同样的方法成功率非常高，得到的细胞状态非常好，以致整个实验室后来都用她做的这种细胞。这让王秀杰困惑，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出来，在这里做的这么好呢？实验室一位同来自大陆的师兄告诉了她“奥秘”所在：这里用的是进口试剂，大陆用的是国产试剂。

　　“但是2004年我回国时，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，随着近年来国家在科技上投入的不断增大，从硬件上说，我们完全可以和国外中等规模以上的研究机构相比，在某些领域，我们的设施在国际上也是最好的。”王秀杰说。

　　但国内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也带来了一些人的急躁情绪，有人对基础科研研究提出批评，国家投入了那么经费，研究了那么久，为什么没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？

　　“基础科学研究发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，但基础科学研究拥有自身的特点，最突出的就是研究周期长，”王秀杰解释道，“比如2001年科学家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时，曾经期望十年后破解人类细胞调节的机制。但到现在12年过去了，我们能够解释清楚的基因功能与生命现象仍然非常少，并且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调控现象。”

　　“应该还是要多一些耐心，把该解释的科学问题研究清楚了再推向应用，”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到，“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在同行竞争中最先做出成果，给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。”

　　现在，骆观正已经留所工作，在这个与王秀杰相处了八年的学生兼同事眼中，她勤奋又充满了责任感，“她想把周围的人和事都平衡得最完美，达到最高标准。”

　　“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生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做好。当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机遇又无法预知未来时，那就把自己准备好。”王秀杰说。

　　采访结束，王秀杰又回到了办公桌前，继续着她未完的工作。